“六四”事件中坦克人的形象已成为全世界反抗强权的象征，只有中国除外。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中共将严格掌控中国的形象是如何描绘的。然而不止于此，除了试图埋葬令人不快的真相和事实，中国还试图将对国内信息的控制方式运用于世界其他地方——构建一种新的叙事。https://t.co/QHlFcH7LGs

—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ChineseWSJ) June 3, 2019

“六四天安门事件”和标志性的“坦克人”早已从中国的大众讨论中消失。但中共控制舆论的行动远不止于此。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不仅加强了对国内信息的控制，还试图将这些标准施加在外国人身上。

30年前，“六四”流血事件后的第二天，一名男子只身挡在一列坦克车前，阻止这些隆隆战车离开天安门广场。这个人的身份一直未能查清，但他的抗争形象成为全世界反抗强权的象征，只有中国除外。在中国，这个人的图片已被禁，并从公众记忆中抹除。

据监控服务机构的资料显示，“坦克人”的图片已彻底从中国社交媒体中清除。当英国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为2015年一本讲述天安门事件和打压“六四”记忆的专著做研究时，她曾向北京四所高校的100名学生展示这张标志性的“坦克人”照片。只有15名学生认出了这张照片，其中两人还是猜的，她在《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The People~q~s Republic of Amnesia)一书中这样写道。

现在，中国政府又试图对世界其他地方看待中国历史的方式施加同样的控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盟友将互联网形容为共产党必须战胜国际舆论进而扩大中国影响力的一个意识形态战场。他领导下的政府不仅加强了对国内信息的控制，还试图将这些标准施加在外国人身上。

一些中国和外国研究人员称，对中国官方档案文件的获取正日益受限，即便获得批准，能接触到的相关文件也是有限的。由中国学术机构运营的线上数据库正删除在政府看来有问题的文章。然后便是恐吓，政府还封禁了一些中国学术书籍，并拒绝为那些所从事工作令其不快的外国学者发签证。

文学教授裴毅然因为研究思想文化史而开始深入挖掘中共的巨变过程。他从上海财经大学提前退休，试图避开官员对其研究施加的压力。但压力并未就此消散，于是他在两年前远赴美国，把他对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动荡的研究工作也带到了那里。现年64岁、住在新泽西州的裴毅然说，当时出现了不好的兆头，因此他最好在还有可能离开的时候离开。在裴毅然看来，所有这一切背后的意图很明显：习近平正为中共寻求历史合法性，并且正通过获得故意改写历史、独占话语权的能力来做到这一点。

中国帝制王朝曾使用官方历史学家改写历史，以巩固其统治权。中共已彰显同样的特权。那些最终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革命者遭到清洗，随后被人从照片上抹去。毛泽东治下最悲惨的两个时期——由大跃进政策引发的从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以及1966年至1976年间动荡、暴力的文化大革命曾导致数千万人死亡，但这些事件已在高中课本中被淡化，而且已经成为所有研究工作的禁区，除非能获得政府的授权。

中国的决策层很快即表示天安门抗议事件并非是为争取民主。1989年6月军队进入北京市中心时，《人民日报》称这场示威游行为“反革命暴乱”。在镇压后的几天里，官方媒体从未播出过坦克人的形象，而是反复播放一名士兵被“暴徒”杀害且焚烧的画面。

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错误的审视偶尔被允许；在许多中国人看来，1989年示威爆发前的几年对相关审视的态度较为宽容。但是习近平不认同批判党史的做法，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他认为这种负面言论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在他的监督下，中共将严格掌控中国的形象是如何描绘的。他在2012年底掌权几周后曾对资深党内干部发表讲话，提醒他们记住“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训诲。这句话出自19世纪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之口，他目睹了中国如何在西方势力面前溃败。习近平在讲话中警告称，“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抹黑党的过去，以此推翻当前中共的统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他带领下的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主动。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博士生雷岱腾(Dayton Lekner)采访了50年代末中共“反右”运动的幸存者，这是毛泽东发起的一场政治清洗运动，主要目标是自由派批评人士。当2017年年初这次采访旅程接近尾声时，他被带进上海的一个派出所，接受了三个小时的问话。问话者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但他们知道雷岱腾见了哪些人，要求他不要发布从采访中获得的信息，也不要谈论这次问话。雷岱腾后来在林慕莲与他人共同主持的播客《小红播》(Little Red Podcast)中谈到了这段经历；林慕莲目前是墨尔本大学讲师。雷岱腾证实确有此事，但不予进一步置评。

历史学家谭安(Glenn Tiffert)发现，政府支持的网上相关资源是获取相关信息的最佳途径，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研究者的关注，但这些资源正在被有选择地、秘密地筛减。谭安试图从两个设在中国的在线数据库中搜索知名法律期刊中讨论50年代中期司法独立和其他问题的文章。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因为习近平反对将许多西方法律常规引入中国的法律体系。谭安得到的搜索结果遗漏了几乎十分之一的文章，他注意到这些遗漏是因为他之前能够拿到这些期刊的纸质版。

谭安把上述经历比作“窥视忘怀洞”，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在小说《1984》中描述官员们把政治违禁品交付销毁的做法时用过这一比喻。谭安和其他学者声称，这种选择性暗藏危害。篡改后的结果通过扭曲历史记载以塑造未来，而非将人物或事件遗忘。他在4月份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中写道：“通过有倾向性的扭曲对中国历史的意识，他们正在限制中国的未来。”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分析中国的行事作风会发现，他们不仅仅是试图埋葬一系列令人不快的真相和事实，还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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